在新中国开国上将中，杨勇以作风刚正、指挥沉稳、历史清白著称。从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指挥金城战役，他一生征战，从不参与派系争斗，始终对党忠诚、为国尽责。
然而，这样一位一身正气的军队高级将领，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中，遭到有预谋、有步骤的政治迫害，从北京军区司令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，一步步落入批斗、关押、流放、被逼截肢的绝境，蒙冤近六年。
1960年代中期，杨勇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，担负首都防务与部队战备训练重任。1964年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，北京军区在他主持下训练扎实、成效显著，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现场肯定。
杨勇始终坚持：军队的根本职能是备战打仗，政治建设必须抓紧，军事训练也不能放松，二者不能对立，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一方。
彼时，林彪集团在军中极力鼓吹“突出政治高于一切”，将正常军事训练污蔑为“单纯军事观点”，许多人跟风表态，杨勇却始终实事求是，不看风向、不搞投机、不喊空洞口号。他依旧按职责抓训练、抓战备、抓北京地铁建设，不写大字报，不参与批斗，不胡乱上纲上线。这种坚守原则、不盲从的态度，使其被极左势力视为必须清除的障碍。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后，在幕后势力操纵下，杨勇迅速成为打击对象。“反对突出政治”“搞单纯军事观点”“与彭德怀、黄克诚问题相关”等罪名凭空而来，全无实据，也无正常组织程序。同年年底，杨勇被突然停止工作，办公地点遭查抄，行动被限制，从受信任的高级将领，沦为被审查、被批斗的对象。
1967年1月21日清晨，杨勇在北京卫戍区驻地被造反派强行带走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，没有申辩机会，直接被押往军区大院批斗台。他被强行戴上侮辱性高帽，脖颈用铁丝悬挂沉重黑牌，长时间以“喷气式”姿势罚站，遭受围攻、辱骂与推搡。造反派的目的十分明确：逼迫杨勇承认捏造的罪名，并“揭发”“诬陷”其他军队和地方高级干部，扩大迫害范围。
在连续多日的车轮式批斗、日夜审讯、剥夺休息的极端折磨下，杨勇始终态度明确：强加的罪名绝不承认，违背事实的材料绝不签字，陷害同志的事情绝不去做。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在折磨中频频发作，身体承受巨大痛苦，但他始终不妥协、不屈从、不攀咬、不违心，在黑白颠倒的环境中，守住了军人的人格与党员的党性底线。
批斗未能使杨勇屈服，相关势力随即采取更为严酷的手段：秘密关押，彻底隔绝。从1967年夏秋开始，杨勇被辗转押至北京郊区、河北等地多处秘密地点，实行单独监禁。家属不许探视，不许通信，原单位与老战友无从知晓其下落，外界长期不知他是死是活。
关押场所狭小、阴暗、封闭，没有报纸、广播等任何信息来源，仅有粗劣饮食与无休止的审查。长期单独囚禁对人的精神意志构成极大摧残，但杨勇始终保持镇定，坚信历史终将分清是非。
1969年九大期间，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，杨勇有功劳，不能一棍子打死，将来还要使用。这一最高指示被林彪集团阳奉阴违、刻意扣压，杨勇非但未获释放，反而被转移到更偏远、管控更严密的地点继续关押。
1970年，杨勇被押往河北邯郸裴堡农场，在“劳动改造”名义下继续被管制。1971年1月31日（大年初五），农场组织篮球活动，杨勇被拉去担任裁判，活动中被球冲撞，躲避时重重摔倒在水泥地面，右腿严重骨折。当晚他便高烧不退、剧痛难忍，被先后送往邯郸、石家庄医疗机构救治。因长期关押、营养不良，伤情迅速恶化并出现感染风险。
在极左势力操控下，当地医院与专案组提出的处置方案极为残酷：强制就地截肢，并称“不截肢就是对抗组织”。他们强令杨勇签字同意截肢，意图从肉体上彻底摧毁这位将军，断绝其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。杨勇强忍剧痛，断然拒绝：“我是军人，不能没有腿，死可以，截肢绝不接受。”他一边拖延拒绝签字，一边托人冒死将绝境消息传递给夫人林彬，请求向中央求救。
林彬冲破重重阻力，将杨勇被逼截肢的危急情况紧急上报周恩来。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并保护遭受迫害的老干部，得知详情后当即下达严格命令：立即派军用专机飞往石家庄，将杨勇接回北京解放军总医院（301医院）抢救；在专机抵达前，严禁实施任何截肢手术；组织专家全力救治，务必保肢。
这一果断措施，将杨勇从截肢致残的悬崖边拉回。经301医院专家团队全力抢救，他的右腿最终得以保住，虽留下终身残疾，但保留了继续为党和军队工作的基本条件。
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林彪集团覆灭，极左势力受到遏制，大批冤假错错案逐步纠正。中央军委、中央组织部对杨勇案件进行全面正式复查，明确结论：杨勇在“文革”中所受全部指控均为捏造，纯属冤假错案，予以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，恢复工作。1972年5月，平反决定正式下达，长达近六年的非法批斗、关押、管制与迫害终告结束。
恢复自由后，杨勇不计个人恩怨，不纠缠过往伤痛，第一时间请求重返工作岗位。他先后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、新疆军区司令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中央军委常委等职，拖着伤病之躯，在军队拨乱反正、战备建设、边疆稳定与国防现代化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
对于运动中发生的冲击与伤害，他始终以历史大局为重，不搞报复，不记私仇，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与崇高品格。
杨勇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，是一代开国将领在特殊历史时期命运的真实写照。他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，却在和平年代遭受无端构陷；没有在敌人威逼下屈膝，却在政治逆流中承受了长达近六年的磨难。而他始终做到：批斗不屈，关押不馁，逼迫不害，平反不怨，以一身铁骨守住了信仰、气节与人格底线。
